[認真看] 鋪天蓋地的解構：羅宏鎮的《哭聲》/李長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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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於熟悉《追擊者》、《黃海》的觀眾而言，羅宏鎮細膩扎實的邏輯推理，明快緊湊的敘事節奏，讓犯罪偵緝的過程複雜難辨，又富含飽滿的人性面目，堪稱犯罪偵探電影的經典。而今年在坎城影展備受矚目的《哭聲》，羅宏鎮則採取了完全不一樣的策略：解構（déconstruction）；如果說《追擊者》、《黃海》像是逐漸透過蛛絲馬跡，將真實「建構」起來，那2016年的《哭聲》看似誇張的類型片綜合（犯罪、偵探、恐怖、幽靈、驅魔、東方、西方），卻實在於瓦解類型，並將觀眾推入十里迷霧，並且完全沒有要拉你一把的意思，任由你解釋、懷疑、猜測、解釋不斷地意義輪迴。簡單來說，羅宏鎮（有意或無意?）地運用了解構策略，讓《哭聲》看起來爆爛，或超好，端看觀眾的判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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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詮釋的削弱與增殖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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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概有100個人（誇飾法）傳訊給偽小編，跟我討論《哭聲》道底想要幹嘛，普遍性的燒腦現象，令我十分好奇這部電影究竟促成了什麼。羅宏鎮運用了模糊、混亂的線索，打造了一個「羅生門」，當觀眾想要透過推論的方式接近真實，卻永遠可以在合理的關聯性中，找到一個不合理的缺陷。有評論認為，羅宏鎮在電影的後半段失速了，但我認為，這是一個策略性的敘事手段，在每一條合理的路徑中埋藏一樁矛盾，讓所有的解釋都有可能，同時也都不可能。如同Jacques Derrida說明的「理解的不可能性」，以統一與矛盾的同時存在，來削弱詮釋的力量。但有趣的是，讀者們反倒得出了各種解讀，這樣看來，「理解的不可能」反而令詮釋增殖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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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-瓦解二元性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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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宏鎮的企圖在於使人反思「法」與「暴力」，開放所謂正義與善良的價值設定，並且以解構二元對立的方式來進行。人類生於真實世界，對於事物的掌握與知識的增長，乃是依賴著「分類」的秩序，一組組的二元對立，是最基礎的邏輯來源。但Derrida認為此二元對立造成了社會不平等，當我們高舉了善，貶抑了惡，卻常簡化善惡複雜的內在圖像，滑落到某種危險的中心主義中。因此，Derrida提倡「解構策略」，以其揭露文本結構與其西方形上本質（Western metaphysical essence）。「解構」的分析方式通常是圖瓦解此二元性，呈現出這兩個對立的面向事實上是流動與不可能完全分離的，而非兩個嚴格劃分開來的類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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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哭聲》裡我們可以看到許多二元對立的設計，但不斷暗示著二元對立的缺陷，如片頭與片尾都出現的金魚草，象徵著內與外，但家屋與家人似乎比外頭更危險；另外像是女孩與女人，而女孩卻有著超齡的對性行為的淡定；最精采的韓國薩滿教與日本邪教的巫儀式鬥法，看似針鋒相對，仔細切開分鏡後卻發現他們並不一定是交集對立的。羅宏鎮本來就擅長在劇情中裝置善惡難辨的掙扎，而《哭聲》則變本加厲的將矛盾作為瓦解偵探過程（理性邏輯的）的敘事手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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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法律與暴力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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羅宏鎮在《哭聲》中設置了一個「具體」與「抽象」共同呈顯的世界，警察、村民、家人、女孩等一般人是日常世界的「具體」，而本劇的關鍵，「日本和尚」、「韓國道士」、「女鬼」（或是一種韓國的神祇）是「抽象」的力量，也就是說，電影中「具體」的故事走向，是完全受到「抽象」的力量影響，此「抽象」即是權力、信仰、價值等。「日本和尚」、「韓國道士」、「女鬼」之間的關係互動，就是《哭聲》中常民生活的抽象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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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主角象徵為日常世界的「法律」，在發生連環殺人滅門慘案的村落裡起著「仲裁」、「維護」的作用，警察也是「日本和尚」、「韓國道士」、「女鬼」的主要互動對象。因此，警察在害怕、懦弱、衝動、狂暴、無知的情感干擾中，想要做出正確、正義、正常的法之判斷，但警察如觀眾一樣，我們都陷入了二元判斷的迷宮中。《哭聲》一片乃企圖解構法內部的暴力對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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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暴亂迷離的孤島村中，警察高舉起「法的可強制性」，即正義，而其正當性則來自於對「日本和尚」、「韓國道士」、「女鬼」判斷，判斷什麼行動是正義的，而羅宏鎮並沒有給個答案。Derrida說，解構是以無限的正義觀念為基礎開展，這部電影的奇妙之處，在於「日本和尚」、「韓國道士」、「女鬼」的善惡、好壞、內外、神鬼、真假等等判斷，用各種不同的排列組合都說的通。正義的矛盾，恰恰打開了正義永無止盡的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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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------向死而生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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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影的最後，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場景，警察的拯救完全失敗，而當輔祭質疑日本和尚是否為惡魔時，全片裡從未出線的惡魔才真正現身，在恍然大悟中我們瀕臨真正的絕境(aporia)。讀者/觀眾總以為解構完了，就是結束，但事實上並非如此；Derrida認為，解構在於面對「絕境」，而不是企圖拆解、消散、驅離。導演羅宏鎮並非放棄善良、正義與法律，而是期盼去面對其困境、絕境。
#好拉真得很沒有邏輯
#為甚麼一定要有邏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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